过去十多年，全球秩序正经历结构性重组，从2008年金融危机、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俄乌冲突，到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的持续升级、全球通胀与地缘冲突交织蔓延，再到中国与西方关系的重塑、全球供应链的去风险化，这些事件的频率与影响之深，已经远远超出了“周期性震荡”的范畴。
这不再是贸易冲突或经济危机那么简单，而是一整套经济逻辑与制度信仰的系统性失灵。从资本流动到产业分布，从国家角色到市场信条，曾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框架正在松动，甚至崩塌。
一些国际观察家指出，我们已不再处在一个“多极竞争”的世界，而是身处一个“无极的世界”，权力分散、规则漂移、秩序失效。
越来越多的普通人也开始意识到，我们所处的并非某种“常态中断”的短期阶段，而是一场深层转折期：旧范式不再有效，而新范式尚未成型。
正如意大利哲学家葛兰西所言：“旧的已死，新的未生：在这个过渡期，各种各样的病态现象就会发生。”我们目睹的种种怪象，正是这一过渡期的阵痛。
面对动荡，我们往往本能地渴望回归往日的稳定。
但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最近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旧秩序已死，切勿施救》（The Old Order Is Dead. Do Not Resuscitate，2025年11月4日），提出了一个反常的观点：世界旧秩序已死，但切勿试图“复活”它。他以宏大的历史视野指出，资本主义从未停止过激进的自我更新，它正处于又一次必然的“政权更迭”之中。
贝克特指出，资本主义从来不是稳定的，它的历史是一连串的制度更替，而非一次次修补。从奴隶制资本主义到凯恩斯主义，从自由放任到新自由主义，每一个旧秩序的崩塌，都是在深层危机和社会反抗的冲击下完成的。
“资本主义不是保守的，它是不教条的，因此它的未来方向永远难以预测。” 他说，历史上每一次资本主义的重构，都是在原有体制失去“自我再生产”的能力后发生的，而不是通过“微调”旧系统完成的。这一次也不会例外。
在这个被葛兰西称为“旧的已死，新的未生”的时代间隙中，贝克特提醒我们，正是这种混乱本身，蕴藏着重新构想未来的契机——不是回头看，而是敢于问：“我们可以如何重新组织经济生活，让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
以下内容编译自斯文·贝克特（贝克特博士是哈佛大学教授，即将出版一本关于资本主义历史的著作），11月4日发布的文章——《旧秩序已死，切勿施救》。这篇文章是一场关于全球经济思想变革的深度解读，也是一封写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冷静来信。在世界的方向依旧未明之际，值得你花时间认真读完。
经历过大地震的人都知道，很少有什么比脚下的大地晃动更让人心慌了。而这正是我们当下的处境。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这种组织经济生活的方式——正在迅速衰落。
曾经被视为“异端”的政策，例如提高关税，如今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而那些信奉旧秩序的人，乃至大多数人，都感到迷失。我们正走向何方？我们的未来会不会被某个疯子掌控？
在人们的记忆中，或许是第一次，我们的经济未来不再只是因为眼下的不确定，而是因为过去的经验不再具有指导意义。
但好消息是，我们并非首次面对这样的处境。保护主义（Protectionism）和国家所有制（State Ownership）毕竟不是21世纪的发明。我们最近的经历提醒我们：资本主义（Capitalism）并不等同于稳定。
它怎么可能稳定？资本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具革命性的经济体系。它本质上不保守，也不教条，因此它的变化方向总是难以预测。
纵观历史，资本主义的形态曾多次发生剧烈变革。19世纪60年代，一个由土地贵族主导、由富有的商人阶层推动、并依赖奴隶劳动的资本主义体制，让位于由工业巨头雇佣工资工人、自由主义政治体制日益强大的新时代。
到了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Keynesianism）经济秩序取代了1920年代以紧缩财政、高度不平等、减税、“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为特征的旧秩序。
70年代，强调逆周期调控、国家主导经济、汇率管理的凯恩斯主义陷入困境，被加里·格斯特尔（Gary Gerstle）等学者称为“新自由主义秩序（Neoliberal Order）”的体系所取代。这种秩序一直延续至今，直到最近才开始瓦解。
资本主义是一连串制度更替（Regime Change）的历史。思考它们之间的共性，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的震荡，也能让我们更有效地思考未来的可能走向。
这些更替过程（也许包括当下的这一轮）都展现出类似的特征：旧制度面对经济危机和各类反抗时，已无法自我维系；精英阶层总以为只要对旧制度稍作修补，就能维持现状。
但现实却是，旧制度仿佛“天经地义”的存在——19世纪中叶是奴隶制，1920年代是自由放任，1960年代是凯恩斯主义干预主义，而2000年代则是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
这些旧制度没有一次是被“复活”的。相反，资本主义总是以全新形式向前推进。我们也必须接受：今天的变局亦是如此。
这样的历史时刻本就令人不安。更糟的是，它们也往往充满危险。当未来悬而未决时，“怪物”就会抬头。正如意大利哲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另一段动荡时期曾警示的那样：“旧的已经死去，新的尚未诞生：在这个间歇期，各种病态现象（morbid phenomena）层出不穷。”
如今，我们正经历对过去半个世纪塑造我们生活的新自由主义秩序核心原则的广泛否定。
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衰落
特朗普政府对国内经济和国际贸易的重构之所以被视为“激进”，是因为我们过去40年来已经彻底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秩序。
几十年来，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经济学家还是时评人，都认为贸易有益而关税有害。国家只是为市场提供运作框架，不应在市场中进行积极干预。高效生产必须全球化，而将供应链嵌入国家内部的想法显得狭隘，甚至落后。
联邦储备委员会等不受政治影响的独立机构，被视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支柱。政客、银行家和经济学家年复一年齐聚瑞士阿尔卑斯山高处的“朝圣地”——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虔诚地重申他们几乎是宗教般的市场信仰。
新自由主义革命的核心理念包括：放松监管、自由贸易、中央银行独立、全球化生产链。它弱化了国界的重要性。集装箱货船这一革命性发明，加速了商品流通，使国际贸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投资者也可以一键将资本在全球范围内任意转移。
制造业从欧美转移至亚洲。一些世界上最小的国家成了新自由主义资本帝国中的关键节点，这显示出它对地理疆域的漠视。一个看似“无摩擦”的全球经济互动世界，仿佛即将成真。当然，国家在这一秩序中仍然至关重要——但它的角色只是“辅助”，仅仅为了让市场更好地发挥“看不见的手”。
这一切注定不会长久。历史表明，任何看似稳定的制度终将崩塌。资本主义的数百年历史告诉我们：经济制度的转变从不是线性的，而是阶段性的——相对稳定的长期阶段，被如今天般迅猛的变革所打破。
二、历史中的制度更替：从奴隶制到自由市场
那么，过去的制度更替有何共同点？首先，它们总是出乎人们意料，令人困惑。
1861年9月，美国北军将领约翰·C·弗里蒙特（John C. Frémont）在密苏里州解放了被奴役的工人。尽管英国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通常反对奴隶制，但它仍忧心忡忡地报道称，这样一项“可怕的举措”可能会“给那些肥沃的土地带来彻底毁灭与普遍荒芜”。
在旧制度逐渐衰退时，人们常误以为，只要进行少量调整，世界就能回到从前。他们不认为自己正经历制度更替，而只是暂时的危机。例如，联合国在1972年的一份报告中曾断言：“没有特别理由怀疑，1970年代初中期的增长趋势会像1960年代一样持续。”——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这些历史时期，新秩序的轮廓往往只有在事后才看得清。奴隶制废除后，工业资本主义崛起，民族国家的规模与影响扩大，土地贵族的权力被削弱。而当时几乎没有人能真正想象这个新体制的最终形态。
1933年，美国通过第一批“新政”（New Deal）法律时，也没人能预测，十多年后，这种制度会形成一个如此清晰、完整的凯恩斯主义秩序。
而在1970年代，美国放松对航空业的监管、全球开始制定新贸易规则时，人们也无法预见，后来我们会将那个无处不在的新自由主义秩序视为理所当然。
三、推动转型的不是伟人，而是危机和反抗
这些转型并非源于所谓的“伟人理论”（Great Man Theory）。它们因旧制度深陷危机而不得不改变。
凯恩斯主义与越战期间的高额支出，先是引发通胀，接着是失业。同时，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也逐步削弱了美国制造业的优势。1973年后，美国的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速均较1950至60年代放缓。
再往前数40年，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带来的失业、银行倒闭和贫困，使数百万美国人对旧制度彻底失望。而再往前70年，重商主义资本主义（Mercantile Capitalism）所带来的城市贫困、乡村暴力（尤其是奴隶制）、战争及反复的经济危机，最终使制度崩溃。
当然，危机本身不足以摧毁旧制度。每一次经济体制的更替，都伴随着大众和精英的反抗——它们的意义往往要等新制度稳固后才变得清晰。
18至19世纪的旧资本主义秩序面临来自三个方向的挑战：
1. 美洲的被奴役者发起多次起义，从1790年代的海地革命（Haitian Revolution）到美国内战（American Civil War）中W.E.B.杜波依斯（W.E.B. DuBois）所称的“总罢工”（General Strike）。
2. 新兴的产业无产阶级，在欧美的部分地区持续不断地抗议、罢工与起义。
3. 精英阶层中，以制造业和现代农业致富的人，与固守权力的土地贵族发生冲突，要求国家转向代表他们而非地主利益。这种张力表现为1848年的欧洲革命、美国内战以及新政治力量“共和党”（Republican Party）的崛起——当时它是反奴隶制、城市工业精英、制造工人、农民及保护主义者的代表。
1930年代，随着大萧条席卷全球，左翼与右翼、精英与平民纷纷挑战旧秩序。法西斯主义（Fascism）在许多国家抬头，即便在失败的国家如美国，也出现了要求强化国家、终结自由民主、推行激进经济民族主义的浪潮。同时，左翼群众运动同样激烈地挑战旧秩序，要求国有化、福利扩张、工会权利，甚至彻底终结资本主义。
1960年代，反抗主要来自左翼群众。民权运动（Civil Rights Movement）试图打破凯恩斯主义体制中存在的种族等级制度；学生运动反对体制军事化和由企业自由主义主导的“无趣人生”；女权运动则反击其性别不平等。
而精英阶层中，企业主开始组织反对凯恩斯主义，夺回共和党控制权，建立智库，并试图重建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叙事。
四、我们正处于又一次大转型之中
今天，我们或许正处于又一次制度更替中。新自由主义秩序陷入多重危机：
不平等剧增；
生产率增长停滞；
资本主义的“大西洋心脏地带”的制造业萎缩；
建立在化石燃料基础上的文明面临环境极限。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这些结构性问题愈演愈烈。
与此同时，支撑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秩序也因中国的迅速崛起而破碎。新自由主义与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之间“铁一般的联系”——即弗朗西斯·福山所谓“历史终结论”——已被匈牙利、土耳其，乃至当今的美国所出现的威权政权彻底颠覆。（最后的经济学：人类经济模式的四次倒转与终极风暴来临的四大预兆）
大众和精英的反抗也不断侵蚀新自由主义大厦：
来自左翼的反抗包括：1994年墨西哥恰帕斯（Chiapas）叛乱、1999年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WTO）抗议、2001年热那亚抗议、2011年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2023年法国退休改革罢工。
来自右翼的反弹包括：2009年茶党运动（Tea Party）、法国“国民联盟”（National Rally）、德国“德国另类选择党”（AfD）及美国“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运动。
如今，新自由主义最痛恨的“市场政治化（Politicization of Markets）”正在迅速回归。新自由主义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将经济政策从民主政治中“脱钩”。
但市场的政治化，如今在美国表现得尤为明显：特朗普政府推动关税、干预企业决策，甚至在英特尔等公司中持有股份；其他国家也在效仿。
中国从未真正接受新自由主义；欧洲也越来越倾向于类似政策。拜登政府也展现出类似转向——例如2022年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以扶持本土制造业，以及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
这种放弃新自由主义的趋势，正如五十年前它的崛起一样，具有“传染性”。
如果说达沃斯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精神朝圣地，那么“保守政治行动会议”（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或许正成为新时代的象征。特朗普在推销其某项关税计划时，称自由贸易是“单方面的经济投降政策”；他曾将自己想要吞并格陵兰岛的愿望称作“一笔大型房地产交易”。
五、我们的未来不是只有这一个选项
但这不必成为我们的唯一未来。1930年代，当上一个全球经济秩序崩溃时，曾出现两个对立的愿景：法西斯主义与社会自由主义。最终，是世界最强大国家——美国的反法西斯干预，决定了结果。
今天，我们也正处在同样动荡的时刻。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不确定中蕴藏着机会。
不论好坏，我们都无法回到那个刚刚离去的旧世界。如果美国人想要挑战本国正在走向的“非自由主义”倾向，就必须停止对过去的留恋。正如历史上的其他经济秩序一样，新自由主义已成过去。复苏它是不可能的，而继续追求复苏，政治上将是一场灾难。
随着新自由主义共识的崩塌，我们或许终于可以跳出它的限制，设想全新的经济组织方式。随着人们对“市场祭坛”的狂热崇拜退潮，我们可以重新提问：
我们如何构建一个让所有美国人都能发展的经济？
我们如何确保这个社会所创造的巨大财富能惠及每一个人？
我们如何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环保可持续的经济体系？
如果人工智能（AI）真的带来了显著的生产力增长，我们又该如何确保，受益的不只是极少数寡头？
我们必须设想并塑造未来的可能性，尤其是为了避免葛兰西所说的那些此刻正近在咫尺、对我们虎视眈眈的“病态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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