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5日，本地治里政府免费发放搅拌机。将这种发放行为美化为“福利主义”，却忽视了发放已成为执政党收买选票的工具这一事实。图源：T.SINGARAVELOU
有些长篇著作引人入胜，令读者仿佛在阅读快节奏小说般着迷。托尼·朱特（Tony Judt）的《战后欧洲史》堪称典范。但套用美国前副总统候选人劳埃德·本特森（Lloyd Bentsen）在与丹·奎尔（Dan Quayle）辩论时的名言——“卡普尔（Devesh Kapur，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亚洲项目主任兼斯塔尔基金会南亚研究教授）和苏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前莫迪政府首席经济顾问）并非托尼·朱特。”他们长达760页的《六分之一的人类》（A Sixth of Humanity），表面虽以分析示人，实则不过是将零散事实与纷乱思绪杂糅堆砌而成的冗长汇编。
最初我本能地抗拒评论此书，因深知将提出尖锐批评。我几乎见证两位作者整个职业生涯，他们虽比我年轻，却始终待我如兄长般亲切尊重。正因如此，请勿将此文视为个人攻讦，而应看作对印度经济研究现状的反思。在这个领域，口号化表述常常取代严肃分析。正如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反复指出：口号一旦形成就会获得生命力，然后阴魂不散。这种经济学研究，就成了他所谓的“僵尸经济学”。
“僵尸经济学”塑造了独立后印度的经济分析框架和政策走向，而本文便是我向其发起、注定失败的抗争。这种倾向首先体现于用零散事实粉饰现状：作者宣称阅读了数百份政府报告后，对其文笔之佳印象深刻。姑且承认此评价公允，然后呢？这能催生更优政策吗？抑或带来更好结果吗？此类散漫思绪不仅是编辑失误，更象征着道德沦丧与历史视角缺失——以下三例尤为堪忧。
本书一面坦承印度长期未能为公民提供就业、教育和医疗，一面竟宣称该国具备成为“全球经济强国”的“广泛基础条件”。这好比有人说：“我们错过截止日、失去客户、服务器崩溃，除此之外项目进展顺利。”历史给予的清醒教训是：就业、教育与健康绝非可选项，而是经济进步的基石。工业革命250年来，从未有任何国家能在缺失这些要素的情况下实现持续广泛的经济进步。更严峻的是，印度女性劳动参与率仍居全球末位，而这正是推动各国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另一必要条件。
布朗大学经济学家奥戴德·盖勒（Oded Galor）近期阐释的历史逻辑简明但铁板钉钉：经济增长本质是生产率提升，即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生产率增长需要人力资本，因为正是人的思想与创造力提升效率。而人力资本培育仰仗大众教育与女性劳动参与这双重引擎。女性加入劳动大军后，既有资源也有动力确保子女营养充足、身体健康、勤勉向学。简言之，250年来大众教育与女性劳动参与始终是经济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缺乏这两大增长引擎，任何国家都无法跻身发达国家之列，更遑论超级大国；以它们为核心支柱辅以明智政策，发展之路方能福泽加倍，导向兼顾平等的增长。
印度在大众教育与女性劳动参与两方面均居世界下游。二十年来学生学习成果始终惨淡。经济学家埃里克·哈努谢克（Erik A.Hanushek）与其合作者研究表明，85%印度学童未达到全球竞争所需的算术与阅读基础标准。因此严格说来，印度缺乏进阶发达国家的先决条件。当卡普尔与苏布拉曼尼亚提出相反论断时，我不禁困惑：印度人究竟酿制了何种神奇灵药，竟能推翻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
此类根本性错误贯穿全书。例如对“印度三分之一国土（西南半岛地区）创造了中国式经济奇迹，增速与持续时间皆与中国媲美”这般惊人论述，读者当作何解？我必须坦承自己无力参透推导出南印增长率数据的各邦GDP估算奥秘。即便暂不考虑GDP指标自身缺陷（其创立者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早于1930年代便已警示），我们仍须谨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穆萨（Michael Mussa）的告诫：所有统计数据必须通过“嗅觉检验”（即现实检验）。
一、对人力资本的忽视
若作者意图暗示南印成就堪比中国经济，只需临窗一瞥便足以破除这种虚幻比较。中国已是主导世界经济的技术强国，而南印虽领先北方邦与比哈尔邦数十年，按印度标准固然突出，但在人力资本、就业创造或出口竞争力方面甚至不及越南。
我必须着重指出这种分析疏漏，即对人力资本的忽视。无论GDP增速如何，中国能主导世界经济、越南能取得实质性进步，根本在于其儿童营养良好、教育优质，母亲普遍从事具有上升空间的工作，子女凭借教育与健康资本有望超越父辈。鲜为人知的是，尽管泰米尔纳德邦孕育了印度最杰出创新人才，却始终未能实现大众教育普及。这个所谓先进邦在印度惨淡的学业成就谱系中仅居中游，为其绝大多数儿童的上升空间设置了一道坚硬的天花板。
更令我哑然失笑的是，两位在文中把我归为“市场至上主义者”阵营，与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与阿文德·帕纳格里亚（Arvind Panagariya）同列，并以此与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为代表，强调“包容性发展”的阵营相对立。如果这只是对我个人的标签化误读，我大可一笑置之。但这种不当分类背后，折射出作者在整体分析中更深层次的问题：他们系统性低估人力资本，同时轻率地、不加区分地给尼赫鲁-英迪拉·甘地时期贴上“社会主义”标签。卡普尔与苏布拉曼尼亚声称森对那个时期赞誉有加，这与巴格瓦蒂、帕纳格里亚及我的观点相左。但这种论断源自粗疏的学术态度。
严谨治学的首要原则是避免断章取义，尤其要避免引用背离作者本意。（就我个人而言，如果某位作者在其整体论述中并不支持我的立场，我不会仅摘取其个别表述来为自己的论点背书。）
森在1982年12月6日《纽约书评》文章《印度现状如何？》开篇确曾提及印度摆脱了英国殖民下的长期停滞，但这仅是引子。文章主体与核心信息是对独立后精英主义侵蚀人力资本形成的严厉批判。森以节拍器般的韵律终结全文，痛陈精英主义制度：
“这个制度容忍长期性营养不良与非急性饥饿——因为它们可以静默发生；却不允许饥荒，因其过于剧烈且无法悄然进行。它默许多数民众长期处于文盲状态，同时让精英独享庞大高等教育体系红利。
它纵容默许曾被公开歧视的群体持续处于劣势地位，即便歧视现已非法，即便‘逆向歧视'（positive discrimination）政策将少数底层人士提拔至权力位置，使其成为精英新成员。选举、报刊与政治自由有力遏制了严重剥夺与新苦难，却轻易放任一系列惊人而顽固的不平等默默延续。”
这正是我的结论所在，故称那个时代为“虚假社会主义”。若不以人力资本为最高优先，社会主义便无从谈起。站在2023年回望，森1982年批判的所有要素——营养不良、大众教育匮乏、种姓歧视、媒体对精英现状的共谋，依然真实存在。
在我看来，所谓社会主义岁月实为涓滴经济学（trickle-down economics，即描述给富人及企业减税可惠及所有人包括贫苦大众的经济政策）的早期版本，其后虽随人事更迭，形态有所变化，本质却一以贯之。我将森的批判拓展至环境恶化与司法体系崩溃，二者皆源于同样的精英主义执念，产生同样的危害。《六分之一的人类》选择性引用森的观点却忽视其道德诉求，我认为这并非偶然。那种诉求主张将集体进步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真实尺度，而这与作者的世界观格格不入。
这是本令人遗憾的著作，760页篇幅犹如未经锚定的事实与断言汇编，缺乏理性论点甚至意识形态支撑，因而对印度面临的挑战与风险鲜有实质性洞见，更像一系列仓促的专栏合集。
二、福利主义陷阱
除了已指出的逻辑断裂，尚有若干问题值得文末简述。将救济金美化为“福利主义”的做法，未能意识到救济金已成为执政党收买选票的工具，比哈尔邦议会与马哈拉施特拉市政选举便是明证。无差别救济导致政府债务激增，引发反对党竞相提出更加离谱的承诺的恶性循环。可悲的是，救济金非但未能帮助民众自立，反而使弱势群体继续陷于困境，巩固庇护-依附关系。这绝非福利。
近一个世纪以来，从社会学家阿尔瓦（Alva）与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开启的学术谱系中，“福利”始终与公共产品同义，其中首要的正是大众教育，这些产品能增强社会向上流动性。在理念与实践层面，真正的福利创造的是兼顾社会正义的物质进步。
书中其他论断同样脱离现实：将服务业扩张等同于“发展”，将只占印GDP比重极小的信息技术与酒店、贸易、运输及公共管理等低端服务业主导的服务经济混为一谈。尤为突出的是那个永恒论调——民主是印度本可舍弃的奢侈品。不妨将此言说与巴基斯坦人或独裁统治下的国民听。稍加思考便知，东亚独裁者在推动公共产品方面实属特例。
经济和社会政策首先必须以清晰的道德原则为指导。1982年森曾警告：印度精英主义知识分子与决策者逃避了创造全民希望与机遇的包容性发展的道德义务。《六分之的一人类》以僵尸般的姿态延续了这一致命缺陷。若说本书存在某种潜在论调，那便是对印度的现状施以精英主义式的辩护，并将其美化为通往更辉煌未来的跳板。数据浩繁，文字绵密，思想贫瘠。只要那些话语权掌握者敢于追求，印度便值得更美好的未来，一个兼具繁荣与正义的未来。
作者简介：阿绍卡·莫迪（Ashoka Mody），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印裔美国经济学家，曾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著有《破碎的印度》（India is Broken）一书。
本文编译自《前线》（Frontline）杂志2025年12月9日文章。原标题为Zombie economics，原文链接：https://frontline.thehindu.com/books/a-sixth-of-humanity-review-ashoka-mody-critique-indian-economy-fallacies/article70344327.e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