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行期，一种新型攀比正在蔓延

日期：2026-01-30 13:55:28 / 人气：1

经济下行压力之下，一种迥异于以往的新型攀比，正悄然在人群中滋生蔓延。

01 从《创业史》看攀比的文化根性

耗时一月，我逐字读完了柳青的《创业史》。这部成书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品，以陕西渭河平原为背景，细腻描摹了以梁生宝为代表的农民群体，在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浪潮中，挣脱命运枷锁、艰难开拓生路的壮阔图景。

作为一部烙刻着鲜明时代印记的乡土小说，书中那些裹挟着泥土气息的人物形象，虽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鸿沟，却总能与我记忆中老家的乡邻们奇妙重叠。这个发现让我心生感慨：无论是过去七十余年，还是追溯至更为悠远的岁月，攀比之风似乎从未消散，早已悄然沉淀为我们民族文化深处的一种根性。

翻阅全书便会发现，诸多情节的推进、矛盾的激化，皆源于那些看似琐碎的攀比——人与人之间的暗自较劲，集体与集体之间的不甘落后。可以说，无论过去与现在、乡村与城市，这份由欲望催生的攀比，始终是世间无数悲欢故事的源头，值得我们反复咀嚼与言说。

02 乡土记忆里的恶意攀比循环

在农村生活的近二十年间，我始终对攀比之风心存厌恶。二十年前的乡村，张家添置一台彩色电视，送货的面包车刚停在门口，全村人便会纷纷探出头来，扎堆站在自家门口张望。

从最初的惊讶好奇，到渐渐心生羡慕，最终演变为难以掩饰的嫉妒——这份心理转变完成后，众人的目光便从那台价值几千元的电视，悄无声息地转移到了买电视的家庭本身。他们为何要急于买大彩电？究竟花了多少钱？资金来路是否正当？下一步是不是还要添置其他大件？

这些漫天飞舞的疑问，很快在村民间滋生出两种极端心态：一种是“他家能买，我家也不能落后”的跟风攀比，另一种是“我买不起，便断定他钱来路不正”的恶意揣测。前者催生无休止的物质竞赛，后者则制造流言蜚语，污染乡村风气。

在这种充满恶意的氛围中，庄稼人间的攀比愈演愈烈：你买电视，我就买摩托；你添摩托，他就换汽车……最终，攀比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连婚嫁彩礼也未能幸免。你家嫁女要八万，我家就涨到十万，他家更是狮子大开口要二十万——女性被异化为攀比的筹码，男性则为高额彩礼背负沉重的经济枷锁。

此次重读《创业史》，看到书中富农、中农、贫农之间无处不在的攀比与暗斗，童年记忆里那些令人窒息的场景，便透过文字再度鲜活起来。原来数十年过去，以“发展”为名、行“攀比”之实的隐性竞赛，从未真正停歇。

03 梁生宝的“精神攀比”：超越狭隘的价值追求

也正因如此，主人公梁生宝的形象才显得愈发珍贵。这个人物的塑造，彻底打破了我对“攀比”的狭隘认知。

梁生宝，一个识字不多的普通庄稼人，从民兵队长到互助组长，再到灯塔社主任，一步步脚踏实地向上走。说他毫无向上的攀比之心，显然不切实际。但与父亲梁三老汉、富裕中农郭世富、富农姚世杰，以及蛤蟆滩上众多普通庄稼人不同，他没有被“自发思想”裹挟，没有将攀比的坐标局限在个人财富积累与家族荣耀的狭隘框架内。

他的“向上”，是一种更开阔、更具超越性的精神攀比。和那个时代的少数先行者一样，他心怀崇高的价值追求，始终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得失之上。正是这份超越小我、奔赴大我的追求，支撑着我们民族在艰难岁月中，完成了诸多了不起的跨越。

合上书页，我陷入深深思索：在物质条件愈发丰裕的今天，像梁生宝这样兼具理想情怀与实干精神的人，还剩多少？我们对“落后”的恐惧，并未随经济发展减弱，反而愈发强烈。

我们害怕不如亲戚过得富足，不如发小事业顺遂，不如同事生活体面……这份因恐惧落后而生的赶超欲，将我们卷入一场又一场无意义的内卷，最终心力交瘁、惶惶不可终日。人啊，总是欲壑难填——有了千钱想万钱，当了皇上想成仙，这份永无止境的欲望，究竟何时才能尘埃落定？

04 向内观照：新型攀比背后的价值革命

幸运的是，越来越多人已从这场物质攀比的迷局中醒悟。这两年，更多人不再执着于向外追逐他人的脚步，而是开始向内观照自我，从“我要努力追上别人”的焦虑，转向“我要让自己活得自洽”的从容。

于是我们看到，盲目“鸡娃”的父母渐渐减少，更多人开始重视孩子的身心健康；比起顿顿点外卖，自带午餐成为职场人的新选择；追求奢侈消费的人少了，坚持运动、打磨身心的人多了；花高价打卡网红景区的热潮退去，免费徒步、亲近自然的路线愈发受欢迎……

从本质上看，大家依旧在“比”，但攀比的方向与对象已然改变。这种新型攀比，褪去了物质的浮躁，多了精神的沉淀；摆脱了他人的桎梏，聚焦自我的成长。

短期来看，这种“佛性比较”或许会让社会发展节奏有所放缓，但跳出物质增长的单一维度便会发现，它正为我们提供更为多元的价值选择。最终，这场新型攀比必将引发一场深刻的社会价值革命，让我们、我们的后代，乃至整个民族，在通往文明的道路上，迈出坚实而了不起的一步。

05 生存之上：困境中的“无争”与坚守

经济下行的浪潮中，并非所有“不比”都是主动的精神觉醒，更多人是在生存重压下，被迫卸下了攀比的枷锁。幸福航空停摆255天、欠薪超200天的现实，便撕开了体面职业背后的生存困境，也让我们看到，当生存成为第一要务，那些曾经的名利攀比，会瞬间被柴米油盐的刚需取代。

这家曾以“全球最大国产民机运营商”为标签的航空公司，如今背负着超50亿元债务，自2025年4月停摆后，千余名员工只能靠着每月2160元的最低工资勉强维生。飞行员王羽（化名）的遭遇颇具代表性，他被拖欠的薪资、公积金等款项达四十多万，而部分波音机长的欠薪更是高达六七百万元——那些曾经象征职业荣耀的高薪、安家费，如今都成了无法兑现的泡影。

为了活下去，这群曾翱翔蓝天的从业者，放下了职业光环，涌入了最朴素的兼职赛道。有人租下每月租金2900元的电车跑滴滴，有人穿梭在城市街巷送外卖，还有人尝试当短剧群演，一天挣一两百块钱补贴家用。曾经的同行之间，或许也有过飞行小时数、薪资待遇的暗自攀比，但此刻，大家只剩彼此慰藉的默契，比拼的不再是谁更体面，而是谁能多挣一点支撑家用。

困境不仅消解了物质攀比，更碾压着生活的温度。“最近同事的离婚率特别高，家里没钱花，天天吵架，感情能好吗？”王羽的感慨道尽了无奈。有人因社保拖欠无法退休，有人为维持飞行资质自费训练却最终放弃，更多人在“公司可能进入破产清算”的消息中，陷入对未来的迷茫。曾经追求的职业晋升、薪资涨幅，早已被“能拿到欠薪”“有份稳定收入”的卑微期待取代。

幸福航空的悲剧，根源也藏着一场错位的“攀比式发展”。为了追逐行业主流，公司摒弃了适配支线航线、性价比极高的新舟60机型，执意转型运营波音737，试图在干线市场分一杯羹，最终落得业绩惨淡、机型荒废的结局。这种脱离自身定位、盲目跟风的“发展攀比”，远比个人间的物质竞赛更具破坏性。

如今，留给幸福航空的时间所剩无几，民航牌照面临被吊销的风险，战略投资者的引进仍在博弈中。对于员工而言，曾经的职业攀比早已烟消云散，他们不再比谁飞得更高、挣得更多，只盼着能拿到欠薪，能为家人谋一份安稳。这种在困境中被迫回归本质的生存状态，或许算不上主动的价值觉醒，却恰恰印证了：当生活褪去浮华，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超越他人的虚名，而是守住自我的安稳与坚守。

作者：门徒娱乐